最近，在教师教育工作者中有很多人反对ESSA中“教师培训学院”的语言，这是相对不受监管的教学途径。从饱受诟病的传统教师培训机构的角度来看，联邦政府再次表现出对替代提供者的不公平偏好。这一行动更加刺痛，因为他们认为学院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模式，在我们看来，这种反对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作为逃避大多数监管要求(比如必须教授的课程)的回报，教师预科学院将对“毕业生的表现”负责，这一点尚未明确。实际上，这种权衡类似于K-12特许学校的交易，因此教师教育工作者将学院命名为“特许”教师预备学校。
我们有两个问题:这种权衡是现实的(即，实际的)，它是公平的?

想想从宪章运动早期吸取的教训，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运动之前很久，学校根据自己对问责制的定义提供学生的表现结果。这些数据并不总是漂亮的，事实上，有时几乎毫无意义。只有在数据标准化和分类之后，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问责，并开始出现有关有前途的学校改革模式的有用见解。

K-12学校的数据比教育学校的数据要早几光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从混沌到连贯《影响力院长》(Deans for Impact，由一群具有改革思想的教育学院院长组成)研究了七种不同的数据类别，包括完成者调查、雇主调查、课堂观察、学生成绩和教师对毕业生的评价，并记录了即使是最进步的项目也无法获得这些数据的令人失望的程度。

因此，问题在于，ESSA本质上允许各州在虚拟数据沙漠中追究院校的责任。不到一半的州还没有定义“教师资历”或要求核实班级名册——这两项都是让学院对毕业生的表现负责的基础。

此外，关于联邦政府对州数据系统的要求，早就应该出台的法规并不是马上就要出台的:一个有助于填补教师培训项目问责黑洞的规则制定过程已经进行了近四年，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来完成这些规定。

为了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这些新学院的支持者声称，有了正确的激励和奖励，提供者将会非常积极地填补当前的数据真空。但目前的学院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透明的典范。例如，所有可以从relay(也许是学术运动的鼻祖)公开获得的数据都是关于自我选择的指标的总结数据。虽然Relay发布这些数据值得称赞，但作为一个模型，它还不足以说明应该收集哪些数据，并将其作为打破国家监管的条件。

教师预备学院为收集客观的教师绩效数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师教育领域一直对这些数据进行臭名昭著的抵制，因为这可能是让他们摆脱他们认为如此沉重的法规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