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多前，当我离开教职加入NCTQ时，我认为没有什么能让我留在教室里。工资低，要求高，一边教书一边学习教学的努力让我感觉自己被淹死了。作为一名长期取得高成就的人，我有一种挫折感，因为进步的唯一途径是走出教室，成为一名校长。但最强烈的是，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台年复一年让学生们失望的机器上的另一个齿轮。

“那时候”当然有教育改革。我所在的地区有阅读干预，9分^th等级学院，小型学校，校长在招聘方面的自主权，学校转型干预，可能还有更多我甚至不知道的举措。作为一名教师，我对学区的策略范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某些改革，更不用说这些改革可能会帮助我那所濒临失败的学校取得成功的理由了。

以工资为例。在一项针对高需求学校的差异化薪酬计划结束一年后，我被分配到我所在的高中——我猜是因为资金枯竭了。但如果我在一两年前在这所特殊的一级学校教书，我的基本工资就会多出1000美元左右(对于一个没有硕士学位、只拿第一年教师工资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变化)。与此同时，类似的奖金仍在街上那所失败的第一中学发放给科学和特殊教育教师。

现在，我认为差别薪酬是个好主意，我知道如果能多拿一点钱，作为对我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努力付出的肯定，我会很感激的。但由于这一举措是如此随机，因此不可能选择一所提供差异化薪酬的学校。这更多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额外措施，而不是一种宣传上的激励措施，它可能会影响教师对教学地点的选择，就像许多其他改革在学校里突然出现一样。如果没有正式介绍实施这些改革的教师，这些改革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失败。

当我戴上教师的帽子时，我不禁担心，除非我们弥合教师和教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否则历史将重演。我们看到一些团体开始解决这个问题:Teach Plus, E4E，希望街集团的国家教师研究员和NCTQ的新标签．我们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还需要做更多，特别是在地区层面，以确保教师是改革进程中的知情代理人，而不是车轮上的齿轮。